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科考简史
Time:2022-06-16 | Author:方伟
从1938年建所以来,西南地区的植物科考一直是昆明植物研究所(前身为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重要的科研工作之一。特别是建国以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西南地区的植物科学发展及植物资源的调查及开发利用;昆明植物所作为西南地区一个重要的植物科研单位,从五十年代至今,主持或参与了多项国家重大植物科学考察活动,包括中国和(前)苏联合作的云南植物资源考察、云南橡胶宜林地考察、南水北调综合考察、青藏高原综合考察、中草药调查、横断山考察、黔湘桂地区考察以及跨国边境地区考察等,地理范围涉及云贵高原、华中、华南、西北和青藏高原等多个区域。这些科考活动一方面积累了大量的标本,极大丰富了昆明植物所标本馆的标本馆藏;如今,昆明植物所标本馆现存各类植物标本逾120万份,国内立居第二,不仅是国家植物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公共平台,同时也向公众开放,开展各类植物科普宣传及教育活动,其作用广泛而深远。另一方面,根据科考活动所获得的大量第一手资料,昆明植物所完成了多项科研成果,包括主持编纂《云南植物志》,参与编纂《中国植物志》和《西藏植物志》等,同时也为进而开展的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区系地理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橡胶宜林地考察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战略物资橡胶的需求十分迫切,为打破国际列强的封锁,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橡胶种植业。1951年7月,昆明工作站呈报云南省人民政府,提出滇南的某些河谷地区有可能是种植橡胶的合适地区的意见,建议云南成立橡胶研究机构。蔡希陶、冯国楣提供三叶橡胶植物照片,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和赞许。8月,组建云南橡胶植物调查团由蔡希陶、秦仁昌、冯国楣分别率队赴滇东南(屏边、河口、蒙自、文山)、滇西(保山、德宏)、滇南(思茅、西双版纳、普洱)考察橡胶树、采种育苗、勘察宜林地和调查野生橡胶植物。调查团发现景洪橄榄坝华侨橡胶园实存橡胶树苗200余株,并采集种植于盈江的橡胶种籽(3颗)播种于温室。1952年,以林业和农垦部门为主,抽调植物学、林学、生态学等方面的专家开展橡胶宜林地调查。1953年,中国科学院和前苏联科学院合作组成以调查云南南部橡胶宜林地为主要目的的橡胶考察队,吴征镒、蔡希陶、冯国楣、武素功、李锡文、王文采、朱太平、陈灵芝、陈介、李延辉、毛品一等人参加了考察,吴征镒、蔡希陶任副队长。考察活动历时三年,在云南东南部,南部和四川峨眉山考察,采集植物标本约万余号,提出云南橡胶栽培的适生条件和适生地区的报告。1954年,在河口建立了第一个橡胶国营农场。接着在西双版纳地区建立多个橡胶农场,云南南部成为国家仅次于海南的第二橡胶种植基地。1982年,“橡胶在北纬18~24度大面积种植技术”获国家发明奖一等奖,吴征镒为获奖人之一。
二、紫胶及其寄主植物考察
1954年9月,中(前)苏两国政府协商,决定前苏科学院派遣动植物学家来华协助紫胶调查。1955年3月12日中国科学院批准中苏联合制定的“中(前)苏紫胶虫和紫胶合作研究1955年工作纲要”,组织中(前) 苏紫胶队到云南考察。1955年3~8月,以波波夫院士为首的7位(前) 苏联专家和中方考察队队长刘崇乐、副队长蔡希陶、赵星三,以及生物、土壤、化学等方面的专业人员111人,开展紫胶虫及其寄主的考察研究。8月,中(前)苏联合紫胶考察队更名为云南生物综合考察队,除紫胶考察外,增加调查动植物区系。苏联增加副队长伊万诺夫,中方增加副队长吴征镒,专业人员增至122人,分两队在景东和屏边大围山进行考察。考察队沿昆洛公路南至允景洪,沿滇缅公路西至潞西,足迹遍及滇南、滇西各地,并到景东、景谷、镇康、耿马等地考察。发现5种胶蚧科紫胶虫和117种寄主植物,采集植物标本2, 000余号,提出了“把紫胶列入国家生产计划”的建议。此后,国家林业部门在景东建立了紫胶研究所。
三、中苏联合云南热带、亚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
根据中国和(前)苏联两国科学院的协议,1956年,中国科学院组织20多个院所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和专业人员800余人(次),结合国务院“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任务,联合进行云南热带、亚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除深入考察橡胶宜林地外,还考察地质、地貌、土壤、气候、植被、动植物区系和生物资源。考察区域是思茅、西双版纳、临沧、德宏、文山等地州。前苏联科学院的苏卡乔夫、费德洛夫、林巧夫斯基等11位专家参加,中方队长刘崇乐、副队长吴征镒、蔡希陶、冯国楣、李锡文、武素功、陈介、李恒、尹文清、李延辉、毛品一等参加。同年,吴征镒、寿振黄向云南省提出建立24个自然保护区的建议。1958年,为开展生物地理学研究,决定在大勐笼曼仰光龙山建立热带生物森林地理群落定位研究站,在大勐笼小街建立热带植物园。1960~1962年,考察由中国科学院直接领导,继续开展热带动植物区系和生物资源考察,采集两万余号植物标本,编制了云南热带地区植物名录和30余科的属种检索表,发现省内新分布记录植物102种(分属25科、41属),国内新分布记录植物46种(分属2科、20属)。发现淀粉、油料、鞣料、芳香、药用等经济植物1, 200余种。吴征镒、王文采编著《云南热带、亚热带地区植物区系研究的初步报告》,完成了《云南热带、亚热带橡胶宜林地选择报告和宜林地分布图》、《云南热带、亚热带综合自然规划》以及云南热带、亚热带的地貌、土壤、植被等的区划研究专题论著。
四、经济植物普查
1958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利用和收集我国野生植物原料”的指示后,中国科学院与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合作,开展野生植物普查和编写中国经济植物志的工作。昆明植物所派出6个考察组对云南各专州以及四川西昌专区的经济植物进行调查,冯国楣、李锡文、武素功、黄蜀琴、翟萍、尹文清、陶德定、余彩、王守正、吕春朝、俞绍文、周俊、木全章、聂瑞麟、丁靖凯、吴大刚等参加调查。分别对含有淀粉、油料、鞣料、芳香油、萜类、生物碱、皂甙、树胶树脂和色素等有用成分的植物调查其种类、分布、有用成分含量及其利用部位、民间利用经验等,考察至1959年结束。1972年,编辑出版《云南经济植物》,系统介绍349种云南野生资源植物,记述植物学名、别名、形态特征、生长环境、产地、有用成分理化性质、用途、采收加工方法等,并附有插图。调查的一些资料也被《四川经济植物》等书采用,也为《中国经济植物志》的编写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五、南水北调滇西北综合考察
国家决定对西部南水北调涉及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流域进行综合考察。中国科学院和水利部组成西南地区南水北调综合考察队,分设雅砻江分队和滇西北分队,主要对川西、滇西北横断山区引水路线的工程地质条件及其自然资源进行综合考察,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亲赴云南、四川现场指导。滇西北分队有地质、地貌、矿产、森林、动物、植物、水利工程、社会经济等专业人员参加,植物组由昆明植物所、云南大学生物系和云南林学院组成。1960年5月,武素功,吕春朝,俞绍文、王守正、陶德定等参加考察。滇西北分队从昆明出发,经大理赴怒江流域泸水县的六库,赴高黎贡山东坡考察,直至高黎贡山山顶当时的中缅边界分界线。再转至金沙江边的巨甸进入维西县,由维西县的岩瓦过澜沧江,翻过碧罗雪山到怒江的贡山县,武素功等由贡山越高黎贡山进独龙江考察,而后武素功、吕春朝沿怒江而上,翻越松塔雪山进西藏察隅县的察瓦龙(门工) ,再翻越碧罗雪山经梅里寺到德钦县。考察历时3个月,采集标本1, 200余号5, 000余份,是记载所经考察地区当时植物种类和分布宝贵的凭证标本。
六、中草药调查
1970~1974年,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中草药调查。云南植物所组成多个调查组分赴省内各地州,与昆明军区后勤部的卫生部合作,访问各地赤脚医生、民间草医和药农,实地考察、采集标本和分析样品,参与各地州编纂中草药手册,对各地中草药植物的同物异名和异物同名问题作了尽可能的鉴定和辨认。调查中发现的灯盏花、法罗海、青叶胆、雪胆、青洋参、罗锅底、昆明山海棠、紫金龙等,先后被研究开发成新的治疗药物。此次调查得到云南省科委的大力支持,编纂出版《云南中草药选》(上、下册),其中对云南597种中草药植物的名称(学名、异名)、形态特征、分布产地、性味功能、药用部位、主治配方和禁忌毒性作了记述,并附有植物彩图。徐廷志、黄淑华、吕春朝参与了该书的资料整理和编纂出版工作。吴征镒利用劳动之余,查阅省内外的各种中草药手册,对其植物的种名进行鉴定和考证,记述有关参考文献,纠正了许多异物同名和同名异物的错误,写下200 余万字的笔记资料,后成为编纂《新华本草纲要》的基本依据。
七、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
1972年,中国科学院制订《青藏高原1973~1980年综合科学考察规划》,要求对整个青藏高原进行比较全面的综合考察,积累基本科学资料,探讨有关高原形成和发展的若干基础理论问题。被世界称为地球“第三极” 和“世界屋脊” 的青藏高原,是全球海拔最高的独特地理单元。它的隆起是近数百万年来地球史上重大的事件之一。青藏高原是我国地学、生物学、资源与环境科学有特色的优势研究领域,对解决岩石圈地球动力学和全球环境变化有着重要意义,对区域可持续发展也有广阔应用前景。规划还要求结合青藏高原经济建设的需要,对当地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自然灾害的防治提出科学依据。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是我国自然科学历史上历时最久最重要的科学考察活动。昆明植物所参加人员有吴征镒、武素功等,达30余人次。考察分三个阶段:
(一) 1973~1976年对西藏自治区的考察
西藏自治区境内的考察范围西至阿里地区的什布奇(采到西藏白皮松Pinus geradiana等西喜马拉雅植物),南到墨脱,北达那曲双湖无人区,东止芒康,考察足迹几遍及西藏自治区全境。共采集标本19, 000余号。此外加上植被组采得14, 000余号、林业组4, 500余号、草场组采得标本2, 000号,共采集标本40, 000余号。昆明植物所参加的人员:1973年,武素功;1974年,武素功、陈书坤,另有陶德定、臧穆等参加的补点组在山南地区进行了补点;1975 年,武素功;1976 年,武素功、陶德定。1975~1976年吴征镒两次进藏考察,随行的有陈书坤、杜庆、臧穆、杨崇仁、管开云等。
(二) 1981~1983年的横断山脉地区考察
纵贯我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地区,是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科院植物所、昆明植物所和成都生物所组成横断山脉地区植物区系调查队,对云南大理以北的横断山区60个县市的广大地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采集。为避免标本号的重复,分两队同时进行。一队以武素功、李沛琼等人组成; 另一队以郎楷永、李良千、王金亭、费勇等人组成。
1981年,武素功、李恒、杨增宏、杨建昆、袁惠昆、陈渝等人参加,考察地区包括云南的祥云、下关、永平、剑川、丽江、宁蒗(石门)、中甸、德钦;四川省的得荣、乡城、稻城、理塘、巴塘,以及西藏自治区的芒康一线,共采集植物标本5, 280号。
1982年,武素功、成晓等人参加考察,考察区域是云南的维西、福贡、贡山,沿独龙江而上至西藏自治区的察隅(察瓦龙区和日东区),再到云南的德钦至丽江一线,共采集标本5, 179号。费勇等参加考察的路线是四川的木里、盐源、泸定和康定的贡嘎山区及汶川(卧龙自然保护区巴郎山的东西坡),共采集植物标本1, 546号。
1983年,武素功、成晓、张长芹、俞宏渊参加考察,考察区域是四川的攀枝花、盐边、米易、盐源、木里至云南丽江一线,共采集标本3, 804号。费勇等参加的考察路线是四川的南坪、松潘、若尔盖、红原、阿坝、马尔康、雅江、理塘、巴塘、稻城一线,共采集植物标本1, 410号。
三年中采集植物标本21, 082号。从1984年起,有关研究人员结合相关研究机构收藏的横断山区标本,经过5年多的整理鉴定,终在1993年和1994年,编辑出版《横断山区维管植物》(上、下册) ,主编王文采,副主编武素功,昆明植物所参加编写的有:吴征镒、武素功、李锡文、李恒、陈介、方瑞征、陈书坤、闵天禄、苏志云、白佩瑜、徐廷志、陶德定、尹文清、杨增宏、成晓、费勇、孙航、高信芬、包世英、郭辉军。《横断山区维管植物》(上、下册) 包括维管植物219科,1, 467属,8, 559种。
(三) 1987~1991年喀喇昆仑和昆仑山地区的考察
武素功、费勇、夏雨参加考察,范围南达塔什库尔干中国与阿富汗、巴基斯坦交界处及乔格里峰地区,北及乌恰,数次跨越喀喇昆仑和昆仑山主脊,采集标本6, 000余号,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科学资料。
在1989年5月预考察的基础上,1990~1991年,中国科学院组成可可西里综合考察队,有生物学、地学和生态环境保护等专业参加,武素功任队长,杨永平等共有68名队员参加了可可西里地区综合科学考察工作,全面收集可可西里地区的基本科学资料,填补该地区生物学、地学研究领域的空白。经过调查,可可西里地区高等植物有210种,分属29科,89属,其中72种为青藏高原的特有种,达总数的34% ;12种为本区特有种。
喀喇昆仑与昆仑山地区和可可西里地区的综合科学考察,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出版系列学术专著12部,包含吴征镒主编的《西藏植物志》,圆满完成了对青藏高原最后一块空白地区的综合科学考察任务。从此,对青藏高原的研究由陌生到基本了解,从野外考察转向长期监测,从现象研究进入理论总结的发展阶段,使青藏高原的科学研究跨入深化阶段。
青藏科学考察不仅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而且收获宝贵的精神成果。参加考察的科技工作者以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无私奉献、扎实勤奋和勇攀高峰的精神,取得了许多为世界公认的科学成果,奠定和保持了我国在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领域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也造就了大批专门从事青藏高原科学研究的优秀人才。“青藏高原的隆起及其对人类生活环境的影响”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昆明植物所得奖人有吴征镒、武素功。
方伟 摘编自《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