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地处我国西南部，地形复杂，气候多样，植物种类繁多，植物资源极其丰富，一直为中外各国植物学家所瞩目。

        最早来云南进行植物采集的西方人是英国博物学家安德森（J. Anderson）。1868年和1875年，他两次随英国武装探路队从缅甸八莫进入云南腾越，其中采集了不少动植物标本，其中首次探险就采得800种植物标本，存放在印度加尔各答植物园，复份标本送到了英国邱园。之后的1877年，英国军官吉尔（W. J. Gill）进入我国的川西腹地旅行考察，并过金沙江进入云南，从阿墩子（德钦）、大理到缅甸八莫，再返回英国。途中他收集了部分植物送交给英国邱园。1879年，匈牙利富翁司兹柴尼（B. C. Szechenyi）亦经川藏进入云南，在中甸、大理一带采集植物标本。此外，英国驻华领事官卡洛斯（W. R. Carles）1881年在昆明附近进行了采集，而另一名英国驻华领事官班得瑞（F. S. A. Bourne），于1884年受命调查我国云、贵、川及广西的商业和交通，在云南多个地方采集了植物标本，特别是经济植物，送到英国邱园。

        云南真正大规模的植物采集肇始于法国传教士德洛维（J. M. Delavay）。1881年，德洛维神甫（即赖神甫）受教会指令来滇西北建立新的传教点。由于之前受到法国植物学家弗朗谢（A. Franchet）的委托，他一边传教，一边以教堂为基地，特别是在滇西北，以及滇中、滇东北等地进行了长期持续性的植物收集，直至1895年他在昆明病逝，巴黎自然博物馆共收到他寄回的植物标本20多万号，约有4000种，估计有1500多个新种和许多新属。

        随后的1889年，法国王室成员亨利（Henri d' Orleans）从我国新疆伊宁入境，穿越新疆、西藏进入四川，再一路南下经四川的富林（汉源）、宁远（西昌），云南的昆明、蒙自，并沿元江直到河内，沿途采集了许多生物学标本。此后，1895年他再次从河内进入云南，在滇东南、滇西南以及滇西、滇西北等地又收获了大量动植物标本。

        法国另一位传教士苏利埃（J. A. Soulie），从1886年起开始在川西的打箭炉、贡嘎山等地进行标本采集，达7，000余号。1894年他从康定进入云南，在滇西北多地采集植物标本。标本现藏于巴黎自然博物馆。

        1896年，英国驻中国海关官员韩尔礼（A. Henry）被调到云南蒙自任职，此前他在湖北宜昌、海南海口以及台湾任职期间已经采集了丰富的植物标本。来云南之前，他已经知道法国的赖神甫在云南采集了大量标本送回巴黎，他希望自己的采集能与之相匹。到任之后，他便雇人在县城附近采集标本（他的前任汉考克（W. B. Hancock）已于1894年在此采集了150种种子植物和120中蕨类植物送回英国邱园），不久采集范围就扩展到滇东南整个地区，其间还在元江的南山找到了野茶树，此前西方人只在阿萨姆发现过。之后的1898年，韩尔礼调任思茅海关，又雇人采集了大量滇西南、滇南地区的植物标本。整个在华期间，韩尔礼收集的植物标本据说送回邱园的就超过15万号。

        法国传教士杜克洛（F. Ducloux）1889年来云南传教，从1897年开始，此后的15年，一直为法国植物学家弗朗谢采集植物标本，特别是经济植物和蕨类植物，总计约6，000余号，标本保存在巴黎自然博物馆。在此之后，同样来自法国的传教士梅里（E. E. Maire）任云南的代理主教，在1905年－1916年间，在滇中、滇西北以及滇东北，尤其东川一带，采集了大量植物标本和各种植物种子。

        威尔逊（E. H. Willson）在1899－1918年间五次来华，在我国鄂西、川西、川北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植物学和园艺学收集。1899年也曾到云南，在河口、蒙自、元江、思茅、宾川、巧家等地采集。威尔逊的成就激发了英国人对于我国滇西北、藏东和川西的花卉资源搜集的热情。1904年，英国爱丁堡植物园职员福雷斯特（G. Forrest）受雇于一家私人花木种苗公司来云南收集杜鹃花、报春花等重要观赏植物资源。直至1932年死于云南，在这28年里，他七次来华，雇请当地人在云南大部分地区进行植物采集，不仅收集了大量的杜鹃花、报春花、豹子花等珍贵花卉的种苗、种子或鳞茎，还采集了各种植物标本共计31，015号，主要收藏于英国爱丁堡植物园。

        1911年，英国人金•沃德（F. Kingdon Ward）亦受雇于一家私人花木种苗公司，开始在滇西北和四川等地收集各种耐寒的观赏植物。从此以后的数十年间（直至1956年），他在我国西南地区及邻近国家进行长期的旅行考察和植物资源采集，足迹遍及我国的滇西、滇西北、川西、藏东及藏东南，以及缅甸的密支那、印度的阿萨姆，越南、老挝等地，收获了为数众多的植物种子苗木和标本。他所采集的标本也主要收藏于英国爱丁堡植物园。

        1919年，英国人法月（R. Farrer）和考克斯（E. H. M. Cox）在云南与缅甸交界的片马一带，以及沿伊洛瓦底江的支流到缅甸的葡萄等地区进行植物采集，共计采得标本1920号。同年，法国传教士马伯禄（J. P. Cavalerie）从贵州到云南，在昆明及文山地区采集植物标本，后不幸在昆明被土匪杀死。

        不仅是英法两国派人进入我国云南展开植物资源收集，其他国家也相继派人入滇进行植物采集。1914年，奥地利植物学家韩马迪(U. Handel-Mazzetti)和德国植物学家施奈德（C. Schneider）结伴来到云南，在滇中、滇西北以及川西进行植物标本采集。随后由于一战爆发，施奈德于1915年去到美国阿诺德树木园工作（后成为研究威尔逊在中国所采标本的专家，同时也是研究小檗科植物的权威），而韩马迪则继续在云南、四川进行采集。随后的1917年韩马迪一路向东旅行，在贵州、湖南及江西等地采集了部分植物标本。经过几年的收集，他总计带回欧洲13，000多号植物标本，回国后还编著了《中国植物纪要》，成为研究中国植物的著名植物学家。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A. Hedin）和我国学者徐炳昶共同率领的中瑞联合"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我国新疆、内蒙古、青海及甘肃等西北省区采集动植物标本的同时，另一位瑞典人，植物学家史密斯（K. A. H. Smith）也于1921年取道越南河内到达云南，在昆明、禄劝、中甸、德钦、蒙自和思茅等地采集植物标本，然后往北经宁远（西昌）到成都，去川西的松潘、打箭炉等地进行采集，最终获得约10，000号标本携带回国。此后的1924年和1934年他又两次来华，分别在山西中部、南部和四川打箭炉一带采集了大量标本。

        1922年，美国人洛克（J. F. Rock）受雇于美国地理学会，从泰国进入云南进行生物采集和考察。在滇西、滇西北、四川木里等地采集了大量植物标本后，洛克于1924年取道四川去甘肃的迭部、青海的阿尼玛卿山地区等地进行采集，一直持续到1926年。1928年洛克再次来华，在此后两年时间里，他来往于川藏交界的打箭炉、巴塘一带，亦采集了不少标本。在华期间，洛克共采集植物标本60，000号，收藏在史密森研究院、阿诺德树木园等研究机构。

        ——方伟 摘编自《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罗桂环）、《云南植物采集史略》（包士英、毛品一、苑淑秀）、《植物分类学简编》（胡先骕）